“开到荼蘼花事了。”贾府盛极而衰，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家族末日，终落得个“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”。在本文中，笔者试根据小说情节，结合当时的社会制度，对贾府里的人和事，作一次法律检视，探究其应有的法律意义或后果。综合地看，贾府之中发生的违法类型，大致有以下几种：

奸非

所谓奸非，即指亲属相奸的情形。贾府里充斥着的荒淫与无耻，以贾珍最为典型。第7回，宁府的老仆焦大，醉骂道：

“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。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！每日家偷狗戏鸡，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，我什么不知道？咱们‘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’!”

这里的“爬灰”，是指作为公公的贾珍和儿媳秦可卿之间的乱伦行为。那么，法律如何评价贾珍的“爬灰”行为呢？“若是常人相奸，唐、宋律不过徒刑，元、明、清律和奸不过杖罪，强奸才处死刑。”但是，基于伦常秩序的考虑，亲属相奸的情形，则要加重治罪。至于如何加重，则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亲等关系，亲等愈近，则治罪愈重。例如，第7回，“见熙凤贾瑞起淫心”，这里，果真贾瑞的“理想照进现实”，那么，这应属于与族兄弟妻相奸，男女各杖一百；像焦大骂的“养小叔子”的行为，应该属于奸小功以上亲，罪属“十恶”之中的“内乱”，按照清律，男女各绞，强者则斩。由此，在薛蟠入狱期间，夏金桂色诱薛蝌，这完全是不计廉耻、后果的行为。具体到贾珍和秦可卿之间的行为，因为双方之间亲等更近，被视为灭绝人伦的事情，为社会和法律所不容。按照清律，和奸期亲及子孙之妇皆处斩。

第63回，贾蓉和丫头们调笑时，还透露了一个有关贾琏的秘密——

贾蓉笑道：“各门另户，谁管谁的事。都够使的了。从古至今，连汉朝和唐朝，人还说脏唐臭汉，何况咱们这宗人家。谁家没风流事，别讨我说出来。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，琏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。”

这里贾蓉说的“不干净”，是说贾琏和贾赦的姬妾之间有暧昧关系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《雷雨》里的周萍和繁漪。如果贾琏在和小姨娘们的交往中，突破了最后的底线，即便这些姨娘不具有主子奶奶的身份和地位，和贾琏也不存在服制、亲等上的关系，也并不意味着在制度上会有一个较轻的负面评价或结果。对于贾琏而言，这些姨娘毕竟和自己的父亲具有同居关系，这就有一个名分的问题。基于长幼尊卑及孝道伦理，“名分所关，亦应有性的禁忌。有犯亦较与常人通奸为重。”“历代法律与亲属之妾通奸只减奸亲属之配偶一等，强者绞。父祖之妾更分亲义重，所以与之通奸亦成立内乱罪……明、清法律皆与奸期亲同罪，处死刑。”

第64回，写贾珍、贾蓉同尤氏姐妹的乱行：

“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，恨无缘得见。近因贾敬停灵在家，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，不禁了垂涎之意。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麀聚之诮，因而乘机百般撩拨，眉目传情。”

所谓“麀聚之诮”，“麀”是指母鹿。聚是“共”的意思。“麀聚”，意思是兽类父子共一只母兽的行为。这里借此指存在于贾珍、贾蓉两代人之间的乱伦行为。由这一隐喻，我们得知，尤氏姐妹与贾珍父子均存在“亲属相奸”的行为。那么，贾珍父子须为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？贾珍和尤氏姐妹，是姐夫和妻妹的关系，这属于外姻无服亲，按照法律的规定，“同凡论”。也就是说按照普通人之间的通奸行为处理。而贾蓉和尤氏姐妹则不同，尤氏姐妹是贾蓉的姨母，按照服制，姨母服属小功，这是在涉及外姻的奸罪中处罚最重的，“唐、宋、明、清律皆与奸伯叔祖母，祖姑，堂伯叔母，堂姑，堂姊妹，兄弟妻，及侄妇同在列举范围之内，处分相同。”即按照清律的规定，男女各绞，强奸则斩。

盗窃

荣府里发生过多起盗窃案，例如，小丫头坠儿偷过平儿的虾须镯；彩霞受赵姨娘指使，偷过王夫人房间里的玫瑰露； 还有，在鸳鸯的帮助下，贾琏偷过贾母的私房钱。第72回，贾琏回家，恰值鸳鸯和平儿说话，便向鸳鸯道：

“……俗语说，‘求人不如求己’。说不得，姐姐担个不是，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，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。补上半年的光景，银子来了，我就赎了交还，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。”鸳鸯听了，笑道：“你倒会变法儿，亏你怎么想来。”

这里，虽然鸳鸯当场拒绝，可她还是帮助了贾琏，做了这次盗窃案件里的“从犯”。对此，贾母并不知情，我们也可以预想，即便知情，她也不见得要追究。可是，如果这里我们“较真”地分析一下，为这次盗窃行为，贾琏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？按照传统的法律制度，“亲属间的窃盗罪不同于凡人相盗，罪名是与亲等成反例的，关系愈亲则罪刑愈轻，关系愈疏则罪刑愈重……明、清的法律将无服亲亦并入计算，得减一等，于是依次递减，缌麻减二等，小功减三等，大功减四等，期亲得减五等。”基于此，贾琏的上述行为，即便贾母追究，也不大可能有严重的法律后果。亲属相奸，相较凡人，要加重处罚；而亲属相盗，相较凡人，则减凡人治罪。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规定。进一步讲，这一规定也并非是“中国特色”的法文化现象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它其实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做法。正如著名法律史学者范忠信教授指出的，这种原则，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是中国传统法的最大特色，事实上，刑事责任上亲疏有别，尊卑有别，是中西法律的共同原则，是中西法律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。

丧葬逾礼

第13回，关于秦可卿之丧，有这样一段描写：

看板时，几副杉木板皆不中用。可巧薛蟠来吊问，因见贾珍寻好板，便说道：“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，叫作什么樯木，出在潢海铁网山上 ，作了棺材，万年不坏。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，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，因他坏了事， 就不曾拿去。 现在还封在店内，也没有人出价敢买。你若要，就抬来使罢。”贾珍听说，喜之不尽，即命人抬来。……

这里，在秦可卿棺木的选择上，这样做是违法的。传统社会，是身份社会。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规定，都体现了身份上的差异。以丧葬为例，“同是一死而有崩、薨、卒、死、捐馆等不同的名称。丧葬的用器和仪式，自始丧以至埋葬无一不指示阶级的差异。”红楼梦中的丧葬描写，非常逼真地体现了这一点。同样是死亡，第14回，称“林如海捐馆扬州府”； 第16回，称“秦可卿夭逝黄泉路”；第58回，写道：“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, 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。”第63回，写贾敬之死，则表述为“老爷殡天了。”这些五花八门的称谓无疑是体现身份差别的。具体到秦可卿的丧礼，为了提高丧葬的规格，贾蓉通过捐纳的方式，由一个黉门监，摇身一变成了五品龙禁尉。秦可卿自然就成了五品龙禁尉的夫人。即便如此，秦可卿棺木的选择也逾越了礼法，这块木头，原本“系义忠亲王老千岁”的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皇族才可以选择其作为棺木，而秦可卿只是一个五品官员的夫人，选择它作为棺木，明显是有违礼法的。“上得兼下，下不得僭上”是丧葬礼仪的一项基本原则。例如，在丧葬过程中，像忠亲王这样的皇族可以使用普通官吏该用的器物，但是，普通官吏绝不能“以下犯上”，使用皇族才配享用的器物。具体地说，按照清代法律，丧礼上器物之类违式僭用者，有官者杖一百，罢职不叙；无官者五十，违式之物并责令改正。

违禁取利

王熙凤行使家事管理权的过程中，把大家的“月钱”拿到外面，进行秘密放贷。这项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几乎贯穿了凤姐当家理政的整个过程。然而，凤姐或许没有意识到，她所从事的这项活动，实乃火中取栗，由于其本身的高回报，也面临合法性的问题。对于民间的放债、典当，清律禁止擅自索取高息：

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，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。年月虽多，不过一本一利。违者笞四十，以余利计赃。重者坐赃论，罪止杖一百。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，典当财物者，杖八十。违禁取利，以余利计赃，重者依不枉法论。并追余利给主。

由此，我们清楚，凤姐的行为是被当时的法律明令禁止的。若值贾府“烈火烹油”、“鲜花著锦”的兴旺时期，即便事发，这点事也算不上什么，凤姐谈笑间就能摆平。然而，一旦贾府势衰，树倒猢狲散，这就难免成为一项令外人见猎心喜的罪证。

僧道犯奸

第93回，一张帖子贴在了荣府的大门上，把贾政气得“头昏目晕”，上面写着：

西贝草斤年纪轻，水月庵里管尼僧。一个男人多少女，窝娼聚赌是陶情。不肖子弟来办事，荣国府内好名声。

这是发生在水月庵里的“风月案”。说的是贾芹和一帮尼姑、道士的乱行。事实上，贾芹在家庙里的乱行是持续性的，且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然而，作为族长，贾珍掌握了这一情况后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贾芹的行为，终致东窗事发。即便贾政知道了情况后非常生气，表示要彻查严办，而后，这件事关乎家族名誉，竟按贾琏、王夫人“大事化小”的思路给遮掩过去了，而贾政“本是省事的人，听了也便撂开手了”。这无疑凸显了贾府里的男人在治家上的昏聩无能。那么，贾芹及一班尼姑、道士要为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？按照清律的规定：“凡和奸，杖八十；有夫者，杖九十；刁奸者，杖一百。”“若僧尼、道士、女冠犯奸者，各加凡奸罪二等；相奸之人以凡奸论。”由此，贾芹应杖八十，而一班小尼姑、道士，应徒二年半。

居丧娱乐、嫁娶

在传统社会，本着孝道伦理，父祖之丧是极端重要的事情，国家层面上有“丁忧”的规定。而就家庭成员而言，在父母丧期内，子女一切享受和娱乐行为都被视为不孝的行为。然而，讲究孝道、“礼体”的贾府，在这方面却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：第64回，贾珍、贾蓉父子在父祖之丧期间淫乐；第65回，贾琏在服丧期间私娶尤二姐；第75回，贾珍居丧期间，赌博娱乐。上述情形，都不同程度地违反了法律。《大清律例》的“十恶”条、“匿父母夫丧”条都严禁“居父母丧身自嫁娶”， 在此期间，“违律嫁娶”是无效的婚姻，必须解除婚姻关系，“各离之”、且“丧制未终，释服从吉、忘哀作乐及参顶筵宴者，杖八十。”

在本文中，笔者大致总结了发生在贾府里的违法行为，分析了其相关的法律责任，也更能够体会到第2回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的那份感慨：“谁知钟鸣鼎食之家，翰墨诗书之族，如今的儿孙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了！”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）